如果说上部停留在对疾病本身的探讨和阐释，下部便以宗教为注脚，上帝与爱人的类比成为疾病的一体两面（上帝抛弃天使和人类，爱人抛弃疾病和爱情，皆隐含末日意味），疾病的意义空间向“意义”本身扩张，宗教的先进（倡导死亡）与保守（提倡没有死亡的世界）并存，爱情的嗅觉（身体分子化）与味觉（皮肤液体化）并存。从爱情谈及宗教（或曰反之），天使成为传播中介，千禧年后的混沌成为“重建”世界秩序的契机，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对人类关系（个体/群体）的修复，当作为先知的凡人将私爱升华至博爱，选择尘世疾病和痛苦，选择成为“感受”的载体，选择成为“世界公民”，宗教学（或被戏谑地称为天使学）意义对人类来说还剩下多少——或许比“上帝已死”的论断更觉残冷，但是“疾病带走了我们很多人，但不是全部。世界只会向前发展，我们都将成为公民。”9/10。爱森斯坦开发了镜头的方向性、动与静和空间不连续性上的冲击力，当俄德士兵把酒言欢的笑脸剪辑到政府总部的凶恶鹰像，当来福枪插入雪地、壕沟里士兵仰头的静止画面跳切到炮弹落下的全景，当工人搬大炮和妇孺挨饿进行联系，政府是制造战争和饥寒的压迫者以爆棚的感染力诠释。再如著名的军队疯狂射击、贵妇拿伞尖扎死保卫红旗的青年、神像俯视吊桥分离的反复拍摄，让人一遍遍目睹惨烈感觉震颤。蒙太奇的吸引力在开始的神像扳倒就埋设伏笔，在没有中心人物的情况下暗示政治局势：台阶逐级上升隐喻克伦斯基升职为拿破仑式的独裁者，孔雀开屏的耀眼比喻克伦斯基的虚荣，用竖琴抨击孟什维克的发言老调重弹，圈入圈出的手法透视大厅回廊象征革命的炮声传入反动派耳里，水晶吊灯类比摇摇欲坠的临时政府，钟表和车轮代表列宁在重要的历史时刻领导人民向前。
1946年5月的罗马被二战留下的贫困、街头游荡的盟军民兵，以及6月2日至3日的国体公投所激发的变革愿望撕裂。
女主角迪莉娅是虐待狂伊万诺的妻子，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，其中包括十几岁的玛塞拉。在处理家庭事务的间隙，她照顾闷闷不乐的岳父奥托里诺，偶尔还要去城里的一些商店打工。这个女人在这艰难的生活中也有几个盟友：爱她的机械师尼诺；玛丽莎，一位机智乐观的朋友；还有威廉，想要帮助她的非裔美国士兵。
迪莉娅的生活被玛塞拉与朱利奥的订婚打乱。朱利奥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，他们的收入主要源于经营的酒吧。然而迪莉娅很快意识到，若红事确定，她的女儿将走向与她相似的痛苦婚姻。因此，在威廉的帮助下，她设法炸毁了准女婿的酒吧，迫使他们家离开罗马。尽管马塞拉陷入绝望，但迪莉娅知道她做了正确的事。在邮寄给她的第一张选民卡的鼓励下，她决心反击。
6月2日，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到来。迪莉娅...